在所有只存在于人类心智的事物中，没什么比信用更奇幻和美妙了；它永远不能被强制施加；它取决于意见 ；它取决于我们的希望和恐惧之激情；它常常不请自来，又常常毫无缘由地消失：一旦失去，就很难完全恢复。——查尔斯·达文南特，《关于英格兰的公共收入和贸易的对线 年

　　信用无疑是人类最神秘、最强有力的成就之一。正如颇具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学家查尔斯·达文南特 1698 年指出的，在英国金融革命第一次危机的余波中，信用既是“奇幻和美妙”的，又是危险且不稳定的。基于合作、信任和诚信，金融革命期间实施的新信用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英格兰。由依赖长期筹资的国债、活跃的证券市场和流通广泛的信用货币组成的现代金融体系，使英格兰能够创建一个强大的财政—军事国家，打造一个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帝国，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快地朝着工业革命的方向前进。

　　达文南特认识到信用不仅使物质进步和帝国扩张成为可能，它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社会成就。为了使信用蒸蒸日上，人们必须要学会尊重和遵守合同并信任其他人也会这样做。人们还需要制定承诺机制和法律框架并使它们适应特定需要，以协助形成诚实和信任。这种信用文化的形成因此就需要相当大的行为转变。事实上，许多早期现代哲学家都认为这种框架的建立是现代社会的本质。

　　然而，尽管称赞它的“优点”，达文南特也承认英国金融革命造成了一些灾害。他强调信用“取决于意见”，并强调信用的不稳定，即它受偶然的影响，有可能会出现意外和不确定—这正是 casualty 一词的真正含义。由于信用建立在被广泛认为漏洞很多的基础之上，对人们来说，要理解并接受它，并克服对将商业和国家建立在这个本质是心理建构的基础之上的恐惧，一场认识论革命必不可少。

　　尽管达文南特指出人们永远不能强制施加信用，但他同时代的人深知权力在金融革命中的作用。维护新生的信用文化需要设立关押破产者的债务人监狱，还要让硬币剪裁者和伪造者意识到有被处决的威胁。此外，数千名非洲奴隶被锁在链条上送往新世界，这样一来，南海公司获得的利润便能够增强人们对政府信用的信任。在对法国的战争中，数量空前的英格兰人受伤或丧生，如果没有运用信用，英格兰就不可能进行同样规模的战争。随国家权威日益被用来激发人们的“希望和恐惧之激情”以确保信用的蓬勃发展，灾害越来越多。

　　虽然在某种形式上，信用始终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但早期现代欧洲的各种金融创新汇聚在一起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信用的看法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历史学家克雷格· 马尔德鲁论证过，到16世纪时，信用慢慢的变成了英格兰社会的核心。但是，尽管16世纪的信用建立在错综复杂的个人关系网之上，但信用工具本身相对简单。绝大多数早期信用合约都基于个人协议，其中许多是在面对面的口头交流中达成的。即使信用义务以更加正式的形式记录在债券、票据和质押物上，也会一直保留在债权人手上，直至到期。大多数信用协议的期限都很短，无论是私人的还是政府的，这限制了信用的流通能力。因为信用没办法进入流通就无法增加货币存量，同时代的人经常抱怨英格兰信用体系落后。再加上由于缺乏银币而产生的持续挫败感，所有货币观察家都清楚，如果要实现商业繁荣并增强其地理政治学影响力，英格兰就必须对国家的货币体系采取一些措施。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信用世界到金融革命时期的信用世界的转变是一次彻底的断裂。虽然新金融体系出现的具体时机和大致样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 1688 年的光荣革命和 1694 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但本书认为，假如没有更早期的政治经济学革命，人们就不可能理解并接受新的金融架构。

　　事实上，《信用之灾》这本书的目的是揭示英国金融革命的思想基础。通过借用早期现代小册子、大幅传单和书籍等广泛的文献，我向读者展示了17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社会改革家和政府官员是如何设想、解释、辩论并试图影响信用的。本书的每一章都专注于一个单独的、出于解决特定的货币或金融危机的需要而引发的辩论。虽然我描述了造成每次危机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了解除危机的方法及其后果的说明，但本书的主要焦点仍然是与信用有关的论述。我试图揭示人们如何形成对信用的看法，以及他们的理解是如何融入17世纪对宇宙、自然、物质、农业、商业、制造业、政治、阶级、战争、死刑和殖民主义的思考之中的。在此过程中，我探索了金融革命怎么样影响人们，使他们对时间、历史、进步、知识、想象和财富等概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新政治经济思维为金融革命铺平了道路，这种思维根植于广泛借鉴了自然哲学和政治理论的发展成果而彻底转变的世界观。抛开认为人类存在于有限的、静态的、物质的、社会的和经济的世界之中的传统观念，17世纪中叶的政治经济学家接受了无限世界、自然的完美性和概率知识的思想。利用这一些要素，他们构建了新的世界观，认为人类的目标是不断追求改善自然、社会、人类的新方法。为实现这个永久进步的愿景，对这些作家来说，英格兰发展更复杂的信用体系至关重要。《信用之灾》追溯这种世界观的起源，并论证科学革命在金融革命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本书认为，英格兰最早的一套通用流通信用货币的设想是在以炼金术和培根思想为基础的知识框架内发展起来的。我在这里借鉴了那些明确认识到自然哲学对政治经济学发展至关重要的学术研究。秉承这一传统的学者们已经证明，早期现代政治经济学吸收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重要经验，采纳了弗朗西斯·培根爵士追求有用知识的呼吁，并接受了人类可以改进自然造物的炼金术信念。《信用之灾》拓展了这些见解，认为炼金术思想和培根思想对于英格兰的新信用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另外，我还试图探讨更多关于概率推理兴起的讨论。在这一点上，自然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更复杂。许多学者研究了概率思维对17世纪自然哲学、法律、宗教和文学的重要性。人们也普遍认识到，作为控制和驾驭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最新努力的一部分，射幸合同（包括博弈游戏和保险）是在概率思维的帮助下设计出来的。然而，很少有系统性的工作来研究17世纪下半叶新的信用形式是如何在概率框架内构思和评估的。我认为政治经济学家借鉴了自然哲学家理解信任的方式，以及哲学家用来增强知识主张可信度的策略。然而，影响是双向的。流行于商业社区的信托关系影响了政治经济学家（其中许多人都是经验比较丰富的交易者）对信任的思考，也影响了哲学思辨。自然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对于概率推理的发展至关重要。

　　关于政府作为商业、财政、军事、刑事、殖民地和原始民主机构的讨论构成了信用概念发展的另一个中心主题。到17世纪下半叶，发展新的信用体系已成为政府利益的一部分。事实上，英格兰成立了国家银行来促进政府的商业扩张，并为与路易十四的九年战争（1688—1697年）提供资金。信用增加了英格兰的商业实力和军事实力，这是英格兰追求权力和繁荣的两个最重要的部分。但政府不能仅仅享受新信用体系的好处，它必须积极促成该体系的形成。尽管大多数17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认识到信用依赖普遍的诚实和信任文化，但所有人都清楚，政府必须利用其权力来发展和维护更先进的信用体系。政府不仅利用其征税权力来确保获得银行的贷款，还为了支持银行钞票的可兑换性，利用其惩罚权来保护人们对银行钞票的信任不受腐败和伪造影响。政府权力的另一个特点是其殖民地统治力量，后来被动员以确保金融革命的稳定性。面对1710年政府信用迅速恶化的状况，政府将新获得的对西属美洲奴隶贸易垄断的所有预期利润都用于支持国债。因此，就像现代国家从根本上来说是建立在权威和暴力——征税、战斗、惩罚和殖民的权力——之上一样，金融革命也是如此。

　　《信用之灾》也强调了政府影响公共舆论的必要性。为增强政府信用，政府赞助了一些撰写宣传小册子的写手，这些小册子随后在公共领域广泛流传。但就像所有其他权力形式一样，政府影响公共舆论的权力是有争议的。反对派拥有平等进入公共领域的机会，他们批评、嘲笑并质疑执政党。之前，政府信用由君主和少数有权有势的金融家之间的互动决定，现在却慢慢的变多地受到舆论的影响—执政党想尽一切办法说服公众相信其辉煌的成就和灿烂的前景。与此同时，反对派试图削弱政府信用以迫使政府内阁变动。我认为，当各方都试图塑造和编造对自己有利的新闻时，他们设想了各自的政治经济学，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来影响经济知识，让公众支持他们的目标。本书旨在提高我们对财政—军事国家、公共领域和政府信用之间的动态关系的理解，揭示了暴力和奴役在金融革命中的关键作用。首先，通过探讨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与1696年硬币大重铸运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得出结论认为死刑被视为对信用的一种重要保护。其次，通过研究南海公司的架构，我向读者展示托利党的宣传机器如何推广了一种想象，将大西洋奴隶贸易描绘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利润来源。这一高度选择性的想象对1711年政府信用的恢复以及由此而来的金融革命的延续至关重要。通过将信用视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哲学和经济现象，《信用之灾》为一个由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带头、丰富并持续不断的发展的学术传统做出了贡献。虽然从中世纪到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明确认识到货币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内涵，但自卡尔·门格尔和威廉·斯坦利·杰文斯以来的经济学家却将他们的精力集中在凝练货币最关键的特性上，经常分析性地将货币与其所处的更庞大的背景割裂开来。这一追求在1965年达到了顶峰，当时剑桥经济学家弗兰克·汉提出：货币在现代一般均衡经济学中实际上并不发挥作用。我因拒绝忽视货币与生俱来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角色，而与一些历史学家为伍，他们从政治角度思考关于经济的问题。

　　在提供简短的章节大纲之前，我想先指出本研究的主题、范围和重点需要注意的几点。首先， 在论述英国金融革命的思想基础史时，本书很看重思想改变历史的力量。正如波考克指出的那样，信用“象征着人类事务中意见、激情和幻想的力量，并使之成为现实”。例如，哈特利布学术团体（Hartlib Circle，约1640—1660年）最初将货币重新定义为价值符号，而不是本身就具有价值的东西，这使非金属货币成为可能。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发生的激烈辩论确定了可供实施的各种可能的计划方案。即使在新的金融基础设施已经到位之后，观念、意见和想象继续影响着私人和政府信用的理论和实践。事实上，思想和理论先于社会经济结构并决定了其中的变化。正如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雅各布和乔尔·莫吉尔分别指出科学和实践知识对于工业革命至关重要一样，我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观念是金融革命的组成部分。然而，我也注意到信用是基于观念、意见和想象的事实，因此它在某些人眼中变得脆弱，不适合成为经济和国家的基础。

　　其次，我以与大多数历史学家稍微不同的方式使用金融革命这个术语。虽然很少有学者质疑英格兰确实经历了金融革命，但他们对到底是什么构成了其最具革命性的部分存在分歧。尽管狄更森强调引入由议会征税权力支持的长期国债是金融革命的关键特征，琼斯却转而关注威廉三世筹集短期贷款的成功，而约翰·布鲁尔特别指出国家的增税机制有了很大的改进。另一方面，基思·霍斯菲尔德强调新货币发行，而拉里·尼尔坚持认为一个流动性强和透明度高的证券证券交易市场的形成才是影响最大的。道格拉斯·诺思和巴里·温加斯特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光荣革命期间，权力从君主向议会转移，这使建立可信的承诺和坚决尊重财产权第一次成为可能；大卫·斯塔萨维奇总的来说同意这一说法，尽管他将政府信用的提升具体地归因于辉格党霸权的崛起。

　　《信用之灾》则认为，对金融革命最重要的，是看待和理解货币和信用的新方式得到了发展。简而言之，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一旦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流行起来，新金融基础设施的设计和实施只是时间问题。虽然关于什么是最优信用机制这一问题肯定存在政治分歧，但 17 世纪下半叶很少有人同时反对银行和信用货币。由于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完成对实施新金融体系至关重要的概念框架的开发和普及，所以我相当宽泛地使用“金融革命”这个术语，时间范围是1620年至1720年之间的年份。如果比较1711年和1622年关于货币和信用的论述，很明显，人们对信用的理解方式已经有了根本转变。

　　再次，《信用之灾》几乎完全只关注英格兰，尽管学者们最近开始强调，书写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格兰史要同时注重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也认识到英格兰在更广泛的欧洲和大西洋背景中的地位。本书之所以采用更狭窄的视野，原因很简单，金融革命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是一场以英格兰——更准确地说是伦敦—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虽然某些形式的信用，例如汇票，最好放在全球框架内看待，但大部分早期现代信用活动是在国家甚至地方层面上组织的。确实，16世纪和17世纪信用的问题就在于它过于本土化，这迫使政治经济学家寻找让信用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的方法，或者至少在其主要城市内和城市之间流通。与信用以及为金融革命奠定基础的机制有关的辩论主要由民族和民族国家主导。事实上，在有关信用的思想上，英格兰当时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虽然政治经济学家在所有商业问题上都向荷兰人寻求灵感，但荷兰人的金融创新仍被认为不足以满足英格兰的需要，因此在英格兰的辩论中很少被认真考虑。更准确地说，因为荷兰人没有发展出一种由民族—国家支持的国债，没有一个流动的公共债务工具证券交易市场来补充其股票市场，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发行普遍流通的信用货币，所以荷兰金融并未成为英格兰试图直接效仿的模式。

　　尽管在这里讲述的英国金融革命的故事是以国家为背景的，但应该指出的是，由于信用以预期和想象为基础，它的价值通常受时间上和地理上遥远之处发生的现象影响。对在交易巷狭窄范围内流通的信用工具的想象成分促进了伦敦以及大西洋和太平洋世界遥远地区之间的联系。正如南海公司股票在伦敦交易一样，在人类想象允许的范围内，信用触及世界的各个角落。同样，信用也建立了跨越社会界限的联系。不需要风度翩翩的交易商和伦敦贫民之间有任何实际接触，高级金融世界就可以与社会阶层中的最底层联系起来。金融革命发生在一个有限的地理范围内，也主要发生在中等阶级和上层阶级中，但由于想象没有内在的限制，它有能力将世界各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联系起来。

　　英国在1620—1720年金融革命期间发展起来的现代信用体系，为英国在18世纪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并促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然而，这种新的信用体系伴也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它不仅不稳定，易发生意外事故，而且依赖于信任、公众舆论，最终不得不采取暴力来维护。

　　本书作者重建了孕育金融革命的思想背景，追溯了关于信用的理论阐述是如何演变的，并对光荣革命、科学革命、英格兰银行的成立等问题做出了回应，引导我们不难发现同时代的英国人怎么样看待信用的不稳定性，以及暴力——战争、奴役和死刑——在维护信用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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