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2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呼吁推动种猪国产化。他说，中国的原种猪很多是靠进口，这种格局必须要改变，所以必须要有自己的种猪。

  在养猪从业者的眼中，种猪就是“猪的芯片”。刘永好表示，猪的芯片现在必须要冲上去。

  中国有数千年养猪史，如今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占世界生产和消费的一半。2019 年肉产量为 4255 万吨，消费量为 4487 万吨。

  然而近些年来，种猪进口的新闻不绝于耳，有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仅 2020 年就已经进口种猪超过 2 万头。看起来种猪国产化问题怎么看重都不为过。

  也有看法称，刘永好的说法有些夸大其词。一方面，需要重视引种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非洲猪瘟让中国生猪生产中的问题集中爆发出来，而种猪自主化问题仅仅是其中一个环节。

  但至少刘永好的 “种猪芯片论” 让一系列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国产种猪到底差在哪里？种猪国产化该怎么样进行，门槛和挑战又在哪里？

  9 月 1 日，从哥本哈根出发的 1040 头丹麦原种猪乘坐包机抵达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早在 1 月，四川已经引进了 1114 头法系原种猪。

  6 月 20 日，俄罗斯航空一架战略运输机将 200 多头来自英国的优质原种猪输送到徐州。

  5 月底，南航波音 777 货机为贵州分 3 次运输了 2250 头丹麦种猪。

  我们把目光瞄向四川。四川是中国产猪大省，长年位列前三甲。梳理 1114 头法系原种猪来华的过程可见，这批种猪来华并非易事。

  法国原种猪是包机到中国的。据四川在线 月份，四川省丽天牧业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和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朱砺就奔赴法国。他们通过综合利用系谱分析、群体血缘结构追溯、育种参数比较、外貌评定等多种办法来进行挑选。其中，大白猪 655 头 (公猪 46 头，母猪 609 头)、长白猪 342 头(公猪 29 头，母猪 314 头) 和杜洛克 117 头(公猪 29 头，母猪 88 头)。

  为了找到更多遗传背景的原种猪，他们跑了 13 个猪场。法方将种猪性能测定信息录入电脑，经过数学模型运算与分析，获得所需要的每头猪的估计育种值（EBV）等有关信息。

  EBV 代表了一个数量性状表型值中可真实传递给下一代的部分，是最佳线形无偏预测法（BLUP）的评定手段，这也是自 1980 年代就在国外成为主流的选育策略，与当时国内以体型外貌为主的闭锁繁育策略截然不同。

  朱砺告诉 DeepTech，发达国家的每一个猪场都有这样的种猪数据库，“去之前法国人就已经把库里符合标准要求的每一头猪的数据发过来，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些现场筛选。”

  农业农村部派出的官方兽医也在 1 月份抵达法国，他们负责严格的检疫工作。这些法国种猪先抵达山西太原的进境动物隔离检疫场，有必要进行为期 45 天的隔离。之后运到四川达州市的育种场。

  经国内隔离检疫合格后，这批原种猪将运抵四川省丽天牧业有限公司在达州市达川区新建的永进原种猪育种场。

  每头外国原种猪光进口的成本至少 4 万元，而另一位业内人士王忻介绍说，一些引种成本更高。他在正大集团任职期间参与过这些商业谈判，彼时每头进口种猪综合成本下来有时会超过 4 万元。王忻如今是四川铁骑力士集团猪业事业部产品育种部经理。

  王忻告诉 DeepTech，仅仅包机成本，算下来就要在每头种猪身上加一万元，而购买种猪的成本价不低于 3 万元，加上检疫费用和隔离费用，有时候综合算下来有五六万元了。

  朱砺表示，国外种猪的价格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国内市场起伏而变化，并且需要商业谈判。

  为何要进口种猪？此次四川引种主要的考量之一是，洋种猪来源单一，加拿大系种猪占比例过大，这会让当地种猪退化。另一个考量则是受非洲猪瘟影响导致的仔猪不足。

  中信期货在今年 7 月份分析认为，非瘟疫情使得祖代存栏，二元母猪存栏受损严重，全行业母猪来源三元留种。一般的情况下，三元母猪不会被留种，非瘟疫情造成种猪大量死亡，二元母猪供应严重短缺背景下，各类养殖户均采用三元留种方式。

  这里提及的三元猪就是“杜长大”，是国外不同种猪品种杂交后得到的商品猪。也就是，用长白猪和大白猪（又称大约克夏猪）杂交得到二元猪的母系单位，用杜洛克作为二元猪的父系单位，进一步杂交得到的商品猪即“杜长大”。

  朱砺表示，之所以引进法国原种猪是因其繁殖性能比较好，并且如果若引进丹麦系种猪过多，会导致血缘关系太近，那么这 1000 多头法国种猪则极大丰富了当地的遗传资源库，有利于当地建立完善的生猪良繁体系。

  必须指出的是，现在养猪场的主流品种早已不是数十年前常见的国产黑猪，大多数养猪场所见的白猪就是“杜长大”。

  “杜长大”之所以长得好，缘于种猪遗传育种优势，这种猪体型大、生长周期短、饲料回报率高、瘦肉率高。按照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路生在农民日报的介绍，“杜长大”节省饲料粮食（土猪吃 4 斤饲料长 1 斤肉，而现代 “杜长大” 商品猪吃 2.8 斤饲料长 1 斤肉），生长速度快（土猪一般 8 个月能长到 75 公斤，“杜长大”商品猪 6 个月就能长到 120 公斤），瘦肉产量高（土猪瘦肉产量比例一般在 40% 左右，而杜长大商品猪瘦肉产量比例可达 60% 以上），以及体型大等优势。

  “洋猪”带来显而易见的经济效益。据四川省畜科院评估，2019 年改良选育的 “洋猪” 每头比国内现有普通育肥猪多赚 130 元左右。

  多位专家这样认为，刘永好的种猪芯片化论让社会更加关注种猪国产化问题，但引进种猪并非如芯片般卡脖子的问题。

  究其原因，其一，中国种猪规模在 4000 万头，而每年引种不过 2 万，这么小的比例足以说明，中国不完全依赖引种。

  其二，鉴于当地市场疲弱，国外种猪市场更看重中国市场的发展，他们有很强的动力把种猪卖给中国。

  引种是扩大当地或本国种猪遗传背景的便捷手段，若是闭关锁国自己繁育，则严重限制了种猪资源库，因为只有遗传变异大，才能有更多选育的空间，才能进入 “引种 - 选育 - 再引进 - 再提高” 的正向循环。即使是种猪发达国家如丹麦和法国，也在不断交流种质资源，他们会共用公猪站。

  横向来看，营养、生物安全和育种技术是猪育种的三驾马车，其中营养技术是最容易解决的，也是很容易 “拿来主义” 的。

  此次非洲猪瘟疫情对中国养猪业无疑是一场洗礼，其反映出的最主体问题即过度依赖疫苗，而不重视生物安全。要知道，疫苗只是疫情防治的手段之一，无法根治。新发疫情无疫苗可用之际，尤其一定要通过建立多道屏障来进行隔离预防，发病则主要是依靠扑杀深埋。

  图 这批原种猪最终入驻四川省丽天牧业有限公司在达州市达川区新建的原种猪育种场。（来源：四川在线）

  王忻的看法是，如果生物安全问题不能根治，育种技术发展再好，其效力也无法完全发挥出来，甚至育种的效益可能会掩盖掉生物安全问题，从而留下隐患，“就算最好的种猪卖给国内，就现在的疾病环境，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他认为，育种技术在目前还是个奢侈品，你前面的问题没解决，那就不要想着后面的问题能解决掉。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立贤也表示，中国在兽医防疫上应该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疫病进化管控上，而不是打疫苗。

  育种则需要一些时间，育种企业的发展同样需要一些时间。华中农业大学一位从事动物繁育研究的教授为我们纵向梳理了中国育种产业的发展。

  在这位不愿具名的教授看来，育种技术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但国内养猪业的竞争还没到育种技术层面，也就是说还处于比较粗放的、拼市场规模的阶段，“产业只有走向成熟，走向高精尖，这样一个时间段育种的重要性才会反映出来。”

  具体而言，国内养猪业发展最早的方向是饲料，因为饲料工业化最容易，诸如新希望、大北农为其中代表企业。随后则是兽药疫苗企业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近些年则是养猪企业的发展，新希望、正邦科技、牧原股份、温氏股份则是第一梯队。

  第一梯队的养猪规模还不够大。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0 年上半年，生猪出栏量较大的八家上市养殖公司（温氏股份、牧原股份、正邦科技、新希望、天邦股份、中粮肉食、大北农和傲农生物）共出栏 1953.59 万头，仅占全国出栏量的 7.78%。

  该教授认为，只有养猪产业发展成熟，才能带来种猪繁育的兴盛，“一个只养几百头猪的企业来做育种，是毫无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养猪产业工业化、集约化之后，育种技术进步的经济效益方能显现。在此之前，养猪企业大都在跑马圈地，力图把规模、产能做上去。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勇也认为，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讲，原来的种猪产业是附属于养殖业的，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价值。

  王忻说，国内企业真正开始重视育种工作，应该还不超过 5 年，“刘永好为什么突出强调这块，也是因其规模大了之后有了动力，而别的企业如温氏、牧原早在 10 年前就开始了布局。”

  长期以来，国内常常片面认为育种就是培育新品种，追求性状提升的纯种选育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而育种的本质是要提高商品猪的生产效率。不仅如此，一些育种工作过于追求短期效益，过度依赖从国外引种和扩繁，当性能退化就重新引种，这就造成 “引种 - 退化 - 再引种 - 再退化” 的尴尬局面。

  育种技术也要提升。国际主流的育种策略 BLUP 在 2000 年前后才在国内推开，而此前的留种和选种则是伯乐式的相马相牛育种策略，主要看体型外貌，而不重视种猪主要性状的性能和遗传水平。

  2009 年，农业农村部制定了《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希望初步形成以联合育种为主要形式的生猪育种体系，改变 “引进 - 退化 - 再引进 - 再退化” 的局面，扭转中国优良种猪长期依赖国外的格局。

  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兼秘书、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丁向东领衔在 2020 年第 6 期《中国畜牧杂志》撰文称，从 2010 年起，中国建立了 98 家核心育种场。此外，截止 2019 年 12 月，国家种猪数据库已累计存储了超过 900 万头猪的种猪登记记录，其中有超过 460 万头猪的生长性能测定记录，超过 138 万头母猪的 218 万条繁殖性能记录，为国内种猪育种提供了数据保障。

  不过，照搬国外联合育种的作法并不成功。丁向东文章也承认，目前全国范围的核心场间遗传联系还很薄弱，不足以开展全国性的联合遗传评估，只能开展区域性联合遗传评估。

  业内对于联合育种诟病多多。联合育种理念在王忻眼里就像吃火锅：你只有一只羊，我手里只有孜然调料，他手里只有碳和烤炉，分开咱仨都吃不爽，联合起来不就有烤全羊了？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

  王忻认为，联合育种的逻辑里有个很大的漏洞：它假设所有的参与者都在同一个规则下开展工作，所有的工具、标准都统一，所有动作整齐划一。事实上，不同参与者的育种目标与方向就很难达成一致，中国这么大的区域，市场需求不一样，企业的经营模式也不一样，那育种目标怎会是一样？

  朱砺也表示，丹麦把全国各个猪场核心种猪场联合到一起，把最好的公猪放在工作站，大家一起共用，那么万里挑一选育的效果肯定优于千里挑一或百里挑一的效果，生产性能整体就提高很快。这才是联合育种的核心。然而，国内企业之间有利益上的竞争关系，大家不愿意把最好的拿出来。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一些企业提供的数据不一定准确。

  方向不一致，合作就没有基础。2018 年业 “山河” 论坛上，王立贤指出，由于疫病问题和不同的场子品系不同，联合育种就无真正成功。

  他更加看好专业化的育种公司，同时国外也慢慢变得重视公司化的育种，而不是联合育种。尤其是，近三年 PSY（每头母猪每年所能提供的断奶仔猪头数）提高这么快正是专业化育种之功。

  王忻强调说，育种的主流技术就是 BLUP 这个数学模型，但其中有个巨大的壁垒，就是时间。很多国外专业育种公司数十年只做育种，他们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这是其最大的优势。

  另外一个问题是育种目标的确立与调整。丁向东等人在今年 6 月份《中国畜牧杂志》另一篇文章提到育种方向问题。全国种猪遗传评估方案建议，父系指数包括达 100 公斤体重日龄、100 公斤活体背膘厚，主要反映生长速度和瘦肉率，用于父系品种的选择，如杜洛克; 母系指数则增加总产仔数，注重繁殖，兼顾生长和瘦肉率，大多数都用在所有母系品种选择，如大白和长白。

  丁向东等人也认识到，饲料报酬、肉品质、健康、质量等性状近些年慢慢的变多地被发达国家的育种企业考虑到育种目标性状中。

  王立贤也在 “山河” 论坛上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以前最早选择生长速度和背膘，后来选择产仔数、饲料利用效率，再到后来选择繁殖效率、肉质、抗病。国外的育种目标，比如丹麦，每隔几年都会调整一次。

  尽管 BLUP 数学模型是育种主流，但技术进步尤其是基因组技术的进步给育种带来了飞跃。

  这便是以基因组选择为核心的分子育种。基因组选择能大大的提升选择准确性和选择效率。在王立贤看来，原来 BLUP 是用系谱信息，用基因组信息的话其选择准确性能大大的提升 20%-60%，这是一种更高级的 BLUP 技术。

  下一步期待是转基因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的介入，而基因编辑技术获得诺奖让这个期待更进一步。

  今年 9 月，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李奎团队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等机构获得全球首例抗三种重大疫病猪，能够抵御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猪德尔塔冠状病毒等 3 种重大疫病，同时保持正常生产性能。

  他们正是采用了基因组精准编辑技术删除介导病毒入侵的猪受体基因，让病毒没办法进入猪体内，从而有效预防这些疾病。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尚未明确基因编辑技术在动物育种中的监管政策，这带来一丝不确定性。

  在王立贤看来，遗传改良利用的是加性效应，是可以累积的，能轻松实现量变到质变。

  在前述华中农业大学教授看来，育种就像赶火车，在不停地挖掘基因的潜力。如果你从始至终坚持选种，那么随着火车会一直往前走；如果你不选了，那么你的种猪质量会变得落后。比如，母猪 10 年前可能一窝猪只能生 11~12 头仔猪，现在一窝可生 14~15 头甚至 16 头，也就是一窝猪就提高了三四头。一头三元猪落地大概是 300 元的价值，那么一头母猪一窝就能提高 1000 元产值。

  值得注意的是，科研力量并非决定目前国内育种发展水平的要素，尤其是产业的配套还欠缺太多。该教授认为，从这个方面看，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是在推动高校科研人员走向生产一线，这也是体制的一个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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